探索奇跡
第十八章感覺一個新的“我”(二)
「情勢」根本不允許人做哲學上的思索，人必須為生活設想，也就是說，全然單純地去想什麽地方可以生活與工作。革命以及有關的一切引起我很深的厭惡感，同時，儘管我同情「白俄」我也不可能相信他們會成功。布林什唯克毫不遲疑就允諾的事情，不管是他們還是別人根本沒有辦法實現。他們的主要力量就在這裏，這也是沒有任何人能夠與他們競爭的。此外他們還有德國的支持，後者在他們身上看見可以在未來復仇的可能性。曾經從布林什唯克手中解放我們的自願軍有能力作戰並且征服他們，但卻沒有能力在解放區組織一個適當的生活方向。在這方面領導者既沒有計劃、沒有知識也沒有經驗，這當然不能怪他們，但事實就是事實。情況非常不穩定，還在滾向莫斯科的風浪隨時都可能再往回滾。
有必要到國外去，我以倫敦作為我最後的目標，首先因為在那裏我認識的人較多，再來是因為我認為比起其他任何地方，英國人對我現在所擁有的新觀念也會引起較大的興趣及較大的迴響。而且，在我戰前赴印度以及戰爭初期回返的旅途經過倫敦時，我就已決定到那裏去寫以及出版我的書，那是在1911年就已開始寫的《眾神的智慧》，隨後以《宇宙的新模型》為書名面世。事實上在這本書裏我觸及了宗教的問題，尤其是研究新約聖經的方法，根本不能在俄國出版。
所以我決定到倫敦，並且在那裏嘗試安排演講與組織團體，就像在彼得堡一樣，但這得經過三年半之後才實現。
在1919年六月初，我終於離開了Essentuki，那個時候那裏已變得相當平靜，重新建立了一些生活，但我並不相信這平靜，仍然有必要出國。首先我去Rostov然後到Ekaterinodar與Novorossiysk，之後再回Ekaterinodar，那時Ekaterinodar是俄國的首都。在那兒我遇見幾位在我之前離開Essentuki的團員，也遇到一些從聖彼德堡來的朋友與舊識。
其中有次交談還留在我的記憶裏。
從彼得堡來的朋友在我們談到葛吉夫的體系與工作自己時，問我是否能指出這工作的實際結果。
回想前一年當中所有我經歷過的，尤其是葛吉夫離開之後，我說我獲得一種奇怪的信心，無法以三言兩語來界定，我必須詳細一點描述。
「這並不是一般所謂的自信，」我說，「完全相反，更確切地說它是一種對自己的不重要與無意義的信心，那個自己是我們通常所知的。但我有所信心的是，如果有可怕的事發生在我身上，就如同去年那些發生在我的許多朋友身上的事情，會去面對的將不是我，不是這個一般的我，而是另一個在我裏面的我，他會跟情境相當。兩年前葛吉夫問我有沒有感覺到一個新的我在我裏面，我必須回答我感覺什麽也沒改變，現在我可以說不一樣的話了。我可以說明這改變是如何發生的，它不是立刻發生的，我的意思是這改變並不包含生活的每一刻，所有的日常生活仍然以一般的方式繼續著，所有那些非常普通的愚蠢的小我群，或許除掉一些已經變得不可能的之外。但如果有很大的事發生，那種會拉緊每根神經的事，那麽我知道這大事不會由一般的小我去面對，那個現在正說話的我，可以使之害怕的我，或任何這類的我---而是由另外的，一個大我，那個沒有任何東西可讓他害怕的我，那個可以對等於所發生的一切的我。我無法描述得更好，但對我而言它是個事實，而且這事實的的確確與這工作有關。你知道我的生活，也知道我不怕很多別人經常害怕的事情，包括內在和外在。但這是不一樣的，有一種不一樣的味道，因此我知道，對我自己這新的信心不是單純來自生活重大經驗的結果，它是我打從四年前就開始的工作自己的結果。」
在Ekaterinodar以及隨後在Rostov的冬天期間，我召集了一小群人，依據我前一年冬天就已擬好的計畫，對他們演講解說葛吉夫的體系以及從日常生活中能導向這體系的事物。
在1919年夏季與秋季期間我收到葛吉夫從Ekaterinodar與Novorossiysk寄來的兩封信......他寫說他已經在Tiflis開了一所「人的和諧發展機構」，有著非常廣闊的計畫，信中附上一份這「機構」的計畫書，這著實讓我沈思良久，計畫書是這樣開始的：
根據葛吉夫.I.葛吉夫的體系而成立的「人的和諧發展機構」，經由國家教育部長的核准於Tiflis正式開張。機構接受兒童與成人，男女皆收。研究課程將於早上與晚上進行，研究課程如下：多種體操（有節奏的，有治療效果的，以及其他），練習項目有意志、記憶、注意力、聽力、思考能力、情感、本能等等的發展。
除了上述之外還附加了：G.I.G.的體系已經在一整系列的大城市中開始運作，如孟買、亞歷山大港、卡布林、紐約、芝加哥、奧斯陸、斯多哥爾摩、莫斯科、伊山土基，以及國際性與勞動兄弟會的所有部門及家庭。
在計畫書的最後，列舉了「人的和諧發展機構」的「專業老師」名單，在其中我看見自己的名字與「機械工程師」P的名字，以及另一位我們的團員J，他那時住在Novorossiysk，並沒有任何意圖想去Tiflis。
葛吉夫在他的信中寫說，他正在準備他的「魔術師的掙扎」芭蕾舞。他完全沒提及以前的困難就逕自邀請我到Tiflis去跟他工作，這是他非常獨特的作風，但由於各種原因我無法去他那裏，首先我有很大的金錢上的障礙，再來是，對我而言在Essentuki引發的困難是非常真實的。我離開葛吉夫的決定已經讓我付出很大的代價，我無法輕易放棄，尤其是他的動機昭然。我必須承認，對於「人的和諧發展機構」的計畫我並不熱心，當然我瞭解，它意味著葛吉夫明顯地被迫就外在的情況對他的工作賦予某種外在的形式，如同他在Essentuki所做的，而這外在的形式多少有點諷刺畫的味道。但我也瞭解在這外在形式的背後依然豎立著和以前一樣的東西，而這是不能改變的，我只懷疑我自己適應這外在形式的能力，同時我很確信不久就會再遇見葛吉夫。
P從Maikop來到Ekaterinodar，關於體系與葛吉夫我們談了很多。P處在一個相當負面的想法裏，但我覺得對於體系與葛吉夫之間似乎有必要做個區分，這幫助他對事情的狀況有比較清楚的瞭解。
我開始對我的團體感到非常有興趣，我看見繼續工作的可能性，體系的觀念找到了回應，而且明顯回答了人們想要瞭解自身與周遭究竟發生了什麽事的需求。我們之間也為那嚇壞我們朋友及「同盟」的俄國歷史下了最後的結論。我們的前景是一片漆黑。秋季與冬初我在Rostov，在那裏我遇見另外兩或三位彼得堡的團員以及從基輔抵達的Z，就像P一樣他對於以前所有的工作也有非常負面的想法。我們在同一住處安頓下來，和我談過之後似乎讓他修正了許多事情，並且確信自己原來的評價是對的，他決定到Tiflis去找葛吉夫，但他命中註定無法達成。我們幾乎在同一個時候離開Rostov，Z晚我一兩天離開，但他抵達Novorossiysk時已經病了，1920年一月一日他死於天花。
隨後很快我試圖到康士坦丁堡。那個時候康士坦丁堡充滿了俄國人，我遇見來自彼得堡的熟人，透過他們的協助我開始在"Russki Miyak"的辦公室公開演講，我立刻召集了相當多的聽眾，大部份是年輕人。我繼續發展在Rostov與Ekaterinodar開始形成的想法，將一般心理學、哲學的觀念關連到密意的觀念。
我沒有再收到葛吉夫的來信，但我確信他一定會來康士坦丁堡，實際上他在六月抵達，帶著一個相當大的團體。
在舊俄地區，即使是遙遠的邊界，工作已經變得不可能，我們逐漸接近要在歐洲工作的階段，這是我在彼得堡就預見的前景。
我非常高興看見葛吉夫，對我個人而言好像由於對工作的興趣，以前所有的困難都可以放在一邊，我可以再次跟他工作，就像在彼得堡一樣。我把葛吉夫帶到我的演講會上，交給他所有來聽我演講的人，尤其是三十多位經常在"Miyak"辦公室樓上聚會的小團體。
葛吉夫那時將芭蕾視為他工作的重心，此外他還想要在康士坦丁堡組織一個Tiflis機構的延續，其中主要的工作會是舞蹈與節奏練習，這將為三與芭蕾的人打基礎，根據他的構想芭蕾應該變成一所學校。我為他編寫芭蕾的劇本，因而開始比較瞭解這構想，舞蹈以及所有其他的舞蹈「數位」，或所謂的「滑稽劇」，需要長時間與特殊的準備。那些為芭蕾做準備或正在跳芭蕾的人都要研究自己，並取得對自己的控制，以此達到更高形式的意識。在芭蕾中也融進了許多必要的舞蹈、練習、回教舞的儀式以及許多鮮為人知的東方舞蹈。
對我來說那是非常有趣的時期，葛吉夫經常到Prinkipo來找我，我們一起去逛康士坦丁堡市場。我們去看Mehlevi回教旋轉舞，他解釋了一些我以前無法瞭解的東西。回教旋轉舞的旋轉是一種基於數數位的頭腦練習，就像那些他在Essentuki示範給我們看的練習一樣。有時後我整天整夜跟他一起工作，其中有個晚上特別留在我的記憶裏，當我們為「魔術士的掙扎」「翻譯」一首回教歌時，我看見他平常很小心隱藏的藝術家葛吉夫與詩人葛吉夫，尤其是後者。這翻譯是葛吉夫先回想波斯詩歌的形式，有時他自己小聲地重複幾次之後替我翻譯成俄文。大約十五分鐘之後，當我完全消失在形式、象徵、以及消化當中時，他說：「好，現在從中做出一句詩來。」我並沒有試圖創造任何韻律或尋找一個節奏，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葛吉夫繼續著，然後又經過十五分鐘他說：「那是另一行。」我們一直坐到天亮，當時我們就在離舊俄領事館不遠的Koumbaradji街上。終於城鎮開始蘇醒，我已寫了（我想）五首詩並且停留在第五首詩的最後一行，我的腦袋已經筋疲力竭。葛吉夫笑了，但他也累到無法再繼續下去，所以詩歌就停留在那兒並未完成，因為他再也沒有回來工作這首歌。
這樣的方式度過了二、三個星期，我盡我所能幫助葛吉夫組織他的機構，但逐漸地像在Essentuki時發生的困難又擋在我眼前。因此，當機構開張時，我想是在十月，我無法三與，但為了避免妨礙葛吉夫或使那些來聽我演講的人造成困擾，我結束我的演講，也不再拜訪康士坦丁堡。有些來聽我演講的人到Prinkipo來拜訪我，我們就在那裏繼續由康士坦丁堡開始的談話。
兩個月之後當葛吉夫的工作已經變得穩固時，我又開始在康士坦丁堡的Miyak演講，我繼續了六個星期，不時拜訪葛吉夫的機構，有時他也到Prinkipo來找我，我們之間的內在關係維持非常好。到了春天他建議我應該在他的機構演講，於是我就在他的機構一星期講一次，葛吉夫自己也三與其中，補充我的解釋。
夏初葛吉夫關閉了他的機構到Prinkipo來，大約這個時候在某個地方我仔細告訴他我的一個計畫，我已起草寫一本書解說他在彼得堡的演講與談話，並加上我自己的注解，他同意這個計畫也授權我寫並且出版。直到那時之前我都一直服從有關葛吉夫的工作規則，這是每個人都要服從的。根據這條規則，在任何情況下沒有人有權書寫（既使只是為了他自己的用處）任何有關葛吉夫或他的構想，或任何其他三與工作的人，或保留信件、筆記等等之類，更別提能公開出版隻字片語。早年期間葛吉夫強烈堅持這項規則每個工作中的人都應該接受，都要許諾未經允許決不寫任何涉及葛吉夫的東西，更別說出版任何東西了，甚至在他離開工作之後也不行。
這是許多基本規則之一，每個加入我們的新人都會聽到而視之為基本且義務的規則。但隨後葛吉夫也接受那些不注意這些規則，或不想認真考慮的人加入他的工作。這解釋了其後坊間出現了描述葛吉夫不同工作時期的各式書籍。
我在康士坦丁堡度過1912年的夏天，在八月時離開到倫敦去，在我離開前葛吉夫建議我應該跟隨他到德國去，他還想在那裏重開他的機構並準備他的芭蕾舞。但首先我並不相信在德國有可能組織工作，再來我也不相信我能跟他工作。
我抵達倫敦之後很快就開始演講，繼續康士坦丁堡與Ekaterinodar的工作。我聽說葛吉夫帶著他的Tiflis的團體以及我在康士坦丁的堡團員抵達德國。他試圖在柏林和德勒斯登籌備他的工作，意圖購買德勒斯登附近Helleran的前Dalcroze機構，但全都沒有結果，好像是關於購買方面有些奇怪的事情發生而走上法律訴訟。在1922年二月，葛吉夫來到倫敦，我理所當然立刻邀請他來我的演講會場，將他介紹給所有來三加的人。這回我對待他的態度來得更為確定，我仍然對他的工作有很多期待，我決定盡我所能幫助他設立他的機構與安排他的芭蕾，但我並不相信我有可能跟他工作。我再次看到所有以前在Essentuki開始出現的障礙，這次甚至在他抵達之前就出現了。外在情況是葛吉夫對達成他的計畫已經做了很多，最主要是他已召集了大約二十位核心人物，由他們就有可能開始。芭蕾所需的音樂幾乎已經準備妥當，由一位知名的音樂家合作完成。機構的籌備已經逐步進行，但卻沒有錢將這一切付諸行動。葛吉夫在抵達倫敦之後立刻說他想要在英國開設他的機構，許多來聽我演講的人都對這構想有興趣，因而在他們之間自行募款來解決金錢上的問題，相當數目的一筆錢立刻便交給葛吉夫去安排他的整個團體旅行到英國。我繼續我的演講，將話題關連上葛吉夫在倫敦逗留期間所談的。但我自己已經決定，如果機構開設在倫敦我就到巴黎或者美國。機構終於在倫敦開張，但由於各種原因它失敗了，而由於我倫敦的朋友以及那些來聽我演講的人所籌募的一筆相當不少的錢，葛吉夫在法國買下了歷史上著名的靠近楓丹白露的Chateau Prieure，裏面還附有一個廢棄的大公園。
在1922年的秋天他在那裏開張他的機構。一各式各樣的人聚集在那裏，有些是彼得堡的舊團員，有些是來自葛吉夫在Tiflis的學生，有些則是來聽我在康士坦丁堡與倫敦演講的人，後者又分成好幾個團體。以我的意見，有些人為了跟隨葛吉夫而太急於放棄他們在倫敦的日常生計，當他們告訴我時已經做好了決定，我無法對他們說什麽，但我恐怕他們會失望，以我之見葛吉夫的工作似乎尚未組織妥當因而不穩定。但同時我對自己的意見還無法確定，也不想干涉他們，因為如果一切都很好而證明我的擔心是多餘的，那麽他們就會因他們的決定而獲益。
其他有些人曾經試著跟我工作，但由於某種原因而離開，現在他們認為跟葛吉夫一起工作一定會容易些，他們尤其受吸引的是找到他們所謂的一條捷徑，當他們詢問我這方面的忠告時，我當然勸他們去Fountainebleau跟葛吉夫工作。還有一些人來跟隨葛吉夫只是暫時地兩個星期或一個月，這些人則是來三加我的演講而不想自己做決定，但聽說別人的決定時就來找我，問說他們是否應該「放棄一切」到Fountainebleau去，並問我這是不是唯一繼續工作的方式，對這我說他們應該等到我去那兒再說。
我第一次到達Chateau Prieure是在1922年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在那兒進行著非常有趣而且生動的工作，一個大帳棚立在那裏作為跳舞與練習的場地。家務管理已安排好，房子也已整理妥當等等，整體氛圍很適當，使我留下一個強烈的印象。我記得與那時住在那裏的凱薩琳曼殊菲爾小姐的一段談話，這在她死前不超過三個星期。是我自己給她葛吉夫的住址，她曾經來聽我的演講兩三次，然後來告訴我說她要去巴黎，有個俄國醫生以X光照射脾臟來治療肺結核。我當然無法對她說什麽，對我來說她似乎已經死了一半，我覺得她對這也一清二楚。但由於所有這些，讓人不免震驚於她是多麽努力要善用在世的最後時日，去找尋她清楚感知存在的真理，但卻無法碰觸。我並不認為我應該再去見她，但當她問我要我在巴黎的朋友的地址時我無法拒絕，因為她與這些人的談話我們早就說過了，由此我又在Prieure見到她。我們在晚上一起坐在其中一間沙龍，她以一種似乎來自空洞的非常微弱的聲音說話，但並不會讓人感到不舒服。
「我知道這是真的，也沒有其他的真實了。你知道我長久以來就將我們全部的人－－毫無例外－－看做是遭遇船難而漂流到一個無人的荒島，只是我們都還不知道，但在這裏的這些人知道。其他在生活中的人，還在想明天會有一艘輪船來接他們，一切又會像以前的方式繼續下去。而這裏的這些人已經知道不會再有舊的方式，我非常高興我能在這裏。」
在我回到倫敦之後很快就聽到她的死訊。葛吉夫對她非常好，沒有堅持要她離開，雖然很清楚她不能活，為這他最後收到一堆謊言與誹謗的回報。
在1923年間我相當常去Fountainebleau，也就是到Prieure去。
機構開張之後立刻就吸引了報紙的注意，有一兩個月的時間法國和英國的報紙都不斷報導它，葛吉夫和他的學生被稱為「森林哲學家」，他們被採訪，他們的照片被刊登等等。
葛吉夫自己的工作在這時期，也就是從1922年開始，主要是致力於研究節奏與造型（plastics）方法的發展，他全副時間都在工作他的芭蕾，帶進各種回教與蘇菲的舞蹈，從記憶中找尋他多年前在亞洲聽過的音樂。在這工作裏有非常多的東西既新鮮又有趣。回教的旋轉舞蹈與音樂毫無疑問是第一次在歐洲呈現，對那些能聽到或看到的人來說產生一種極強烈的印象。
在Prieure他們也進行非常密集的頭腦練習，發展記憶、注意力以及想像，更進一步與這些練習有關的是「心靈現象的模仿」。因為工作的速度以及其他種種情境，每個人在屋子裏還有一大堆極費力的家務工作。
在那時期的許多談話當中我特別記得其中一次有關呼吸的方法，雖然這次談話就像許多其他事情的發生一樣不為人所注意，但它顯示對這問題可以有一個全新觀點~。
「正確的練習，」有一次葛吉夫說，「能直接導向有機體的掌握並將其有意識與無意識的機能順服於意志，而這是從呼吸練習開始。缺乏呼吸的掌握，什麽也掌握不了，但是要掌握呼吸並不容易。
「你必須明白呼吸有三種，第一種是正常呼吸，第二種是『膨脹』(inflation)，第三種是由動作協助的呼吸。這意思是什麽？這意思是，正常呼吸是無意識地進行，它是由運動中心管理與控制。『膨脹』是人工的呼吸，如果一個人對自己說他吸氣時數到十而吐氣時也數到十，或者他將透過右鼻孔吸氣而由左鼻孔吐氣，這是經由造型裝置所完成的。這兩種呼吸本身並不一樣，因為運動中心與造型裝置透過不同組的肌肉來操作，運動中心所操作的那組肌肉對造型裝置來說既不容易接近也不從屬於它。但在運動中心暫時停止時，造型裝置被賦予一組肌肉能夠影響並且幫助它，而讓呼吸的機械裝置活動起來，但它的工作當然會比運動中心的工作來得差一些，而且它無法工作很久。你曾經讀過『瑜珈呼吸』，你曾聽過也或許讀過有關東正教修道院『心智祈禱』(mental prayer)的特別呼吸，這全都是同一件事，從造型裝置進行的呼吸並不是呼吸而是『膨脹』。觀念是如果一個人實行這種呼吸夠長久（通常都是透過造型裝置），運動中心在這段時期都閒置著，因無事可做感覺無聊而開始『模仿』造型裝置的工作。事情有時候就會這樣發生，但這發生需要許多條件。禁食與祈禱是必要的，還有少睡以及加諸身體的所有各種的困難與負擔，如果對待身體很好這就不會發生。你以為東正教修道院沒有身體上的練習嗎？那麽你試試看做一百個按照所有規矩的伏地禮拜，你就會得到沒有任何體操能產生的背痛。
「所有這些有一個目標：將呼吸帶進正確的肌肉，將它交給運動中心。而如我所說的，有時這蠻成功的，但永遠都會有個大風險，那就是運動中心會失去它自己適當工作的習慣。由於造型裝置不能一直工作，因此比如說在睡覺當中，運動中心不想工作，那麽機器就會發現自己處在一個非常糟糕的情況，他甚至會因為呼吸停止而死。由呼吸練習所造成的機器機能混亂幾乎是無法避免的，尤其是當人們自己嘗試透過書本作『呼吸練習』而沒有適當的指導。在莫斯科經常有許多人來找我，他們從書本上學了所謂的『瑜珈呼吸』而完全擾亂了他們機器的正確運作，推薦這類練習的書本呈現了一個極大的危險。
「把呼吸從造型裝置的控制轉換到運動中心的控制永遠不可能由業餘愛好者達成，因為這轉換的進行必須將有機體帶到最大的張力，但一個人自己永遠做不到。
「不過正如我說過的，還有第三種方法－－經由動作來呼吸。這第三種方法需要很多關於人類機器的知識，在學校裏是由真正瞭解的人來指導，比較起來其他的方法都只是『家庭製品』而不可信賴。
「這方法的基本觀念在於某些動作與姿勢能夠喚起你想要的任何一種呼吸，而這也是正常的呼吸，不是『膨脹』。困難在於知道什麽動作與什麽姿勢將會喚起哪一種人的某種呼吸，後者尤其重要，因為人可以分成幾種特定的類型，每種類型的人都有某些特殊的動作來達到同一種呼吸，因為同樣的動作在不同類型的人身上會產生不同的呼吸。一個知道何種動作會導致何種呼吸的人已經能夠控制他的有機體，也能在任何時刻使任一中心活動，或反之使動作停止。當然關於這些動作的知識以及控制它們的能力就像世界上任何其他東西一樣都有程度之別，一個人能知道較多或較少，便能較好或較差地運用，不過現在只要瞭解這項原理就好了。
「這尤其重要的是關係於研究自己內在諸中心的劃分，我以前已經做過許多提示。你們必須瞭解每個中心分成三個部份是依照諸中心主要劃分成的『理智』、『情感』與『運動』，同樣的原則每個部份又再分成三個更細的部份，而且，打從一開頭每個中心就被分成兩個部份：正面與負面。而在所有的部份當中有『卷軸』群彼此關連，有些往一個方向，其他的則往另一個方向。這解釋了人與人之間的不同，也就是所謂的『個別性』，當然在這裏面根本沒有什麽個別性，有的只是不同的『卷軸』與聯想。」
這段談話是在花園的大工作室裏舉行，這工作室由葛吉夫以回教tekkeh的風貌來裝飾。當葛吉夫解釋過各種呼吸的意義之後，他便將當時在場的人依據類型分成三組，大約有四十多人。葛吉夫的構想是展示同樣的動作在不同的人身上如何產生不同的「呼吸時刻」(moments of breathing)，例如，有些人吸氣，其他人則吐氣。還有，不同的動作與姿勢如何能產生同一個呼吸時刻－－吸氣，吐氣以及停氣。
在這段時期葛吉夫邀請我許多次去住在Prieure，這裏面有極多的誘惑。但不管我對葛吉夫的工作有多大的興趣，我都無法在這工作裏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且我也不瞭解它的方向，同時我又清楚看見，如同我在1918年於Essentuki所看見的，這個組織中有許多破壞性的元素，它終歸要解體。
在1923年的冬天，葛吉夫在巴黎的Champs Elysees戲院安排了回教舞蹈、動作節奏、以及各種練習的示範演出。
在1924年一月初的示範演出之後，葛吉夫帶著部份學生遠赴美國，意圖在那裏安排演講與示範。
在他離開的那一天我在Prieure，這離別讓我想到很多他在1918年離開Essentuki的情景，以及與它有關的一切。
回到倫敦那一天我對那些來聽演講的人宣告說，未來我的工作將以1921年始於倫敦的方式完全獨立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