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秘心理學

十二、平衡理性和非理性
 

  你把西方青年的反叛歸結為哪幾個因素,為什麼現在有那麼多的西方青年開始熱衷於東方的宗教和哲學。

  頭腦是一個非常矛盾的東西。它在截然對立的極端堶惜u作。而我們思維的邏輯方式卻總是選擇一部份而否定另一部份。所以,邏輯以不矛盾的方式前進,而頭腦以矛盾的方式工作。頭腦在截然對立的極端堶惜u作,而邏輯的工作是直線的。

  比如,頭腦有兩種可能性;生氣或者寧靜。如果你能夠生氣,那並不說明你在另一個極端也無法不生氣。如果你能夠被打擾,那並不說明你就是無法寧靜的,頭腦不斷地以兩種方式工作。如果你能夠愛,你也能夠充滿恨。一種方式不會否認另一種方式。

  但是如果你在愛,你開始認為自己沒有恨的能力,那麼恨就會在你堶捫n累起來,當你達到愛的頂峰時,一切都會垮掉。你陷入恨。不僅理性的頭腦是這麼工作的;社會也是這麼工作的。

  西方已經達到理性思維的頂峰了。現在頭腦的非理性部份將開始報復。非理性部份一直是被拒絕的體現,在過去50年堙A它以各式各樣的方式進行著報復;通過藝術、詩歌、戲劇、文學、哲學,而現在。甚至通過生活方式。所以青年的反叛實際上 算是頭腦的非理性部份在反叛過多的理性。

  東方可以幫助那些西方人,因為東方是以頭腦的另一部份——非理性部份生活的。它也達到了一個頂峰:非理性的頂峰。現在,東方的青年對共產主義比對宗教更感興趣,對理性思維比對非理性的生活更感興趣。依我看,整個搖擺不定的局面現在將會扭轉過來、東方將會變得像西方。而西方將會變得像東方。

  每當頭腦的第一部份達到頂端的時候,你都會走向對立面。歷史上一直都在發生這種事情。所以現在在西方,靜心將會變得更有意義。詩歌將會取得新的地位,而科學將會衰退下來。現時代的西方青年將是反技術、反科學的。這是自然的過程,是極端的自動平衡。

  我們還沒有能夠形成一種人格,同時包容兩極,既不是東方的,也不是西方的。我們總是只選擇頭腦的一個部份而讓對立的部份挨餓。這樣一來,反叛就是必然的。我們所發展的每一樣東西都將被粉碎,頭腦將走向另一極。這種事情佈滿整個歷史;它已經成為歷史的辯證法。

  對於現在的西方,靜心將比思維更有意義,因為靜心意味著不思維。禪將變得更有吸引力,佛教變得更有吸引力,瑜伽將變得更有吸引力。這些都是對生命的非理性的態度。它們不強調概念、理論、神學。它們強調的是一種深深地進入存在的熱情,而不是進入思維。依我著,技術對頭腦的控制越大,另一極出現的可能性就越大。

  西方青年的反叛是很有意義的,非常有意義。那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整個意識的轉折。現在西方無法依然故我了。一場深深的危機已經來到。現在西方將不得不轉入另一個方向。

  整個西方社會現在都很富有。過去有一部份個人是富裕的,但是從來沒有整個社會都富裕的時候。當一個社會變得富裕了,財富就會失去它們的意義。只有在貧窮的社會堙A它們才有意義。而且即使在一個貧窮的社會堙A如果有人真的富起來了,他也會感到厭倦。一個人越敏感,他感到厭倦的速度就越快。佛陀就這麼厭倦了。他離開了一切。

  當代青年的整個態度就是對空洞的財富的一種厭倦。青年在離開社會,他們將繼續,除非這個社會重新變的貧窮。這樣他們就沒有能力離開了。這種離開、這種拋棄只能在富裕的社會埵s在。如果這種行為走到極端,社會就會衰退、於是技術得不到發展,如果這種情況發展下去,西方就會變得跟今天的東方一樣。

  在東方,他們正轉向另一個極端。他們將創造一個像西方那樣的社會。東方在轉向西方,西方在轉向東方,但它們的毛病還是沒有改變。依我看,毛病就是不平衡,就是接受這個而否認那個。

  我們從未允許過人的頭腦完全開花。我們總是選擇一部份而反對另一部份,以另一部份為代價來選擇一部份。這就是我們的煩惱。所以,我既不贊成東方的方式,也不贊成西方的方式。我兩個項反對,因為它們都是部份的態度。一個人應該既不選擇東方,也不選擇西方它們兩個都失敗了。東方因為選擇宗教而失敗,西方因為選擇科學而失敗。除非選擇兩個,否則無法擺脫這種惡性循環。

  我們可以變化——從一極變到另一極。如果你在日本談論佛教,沒有一個年輕人會願意聽。他們對技術感興趣,而你們對樣的佛教感興趣。在印度,新的一代至少對宗教不感興趣。他們對經濟、對政治、工程、科學感興趣——對宗教以外的一切事物感興趣。西方青年對宗教感興趣,而東方青年對科學感興趣。這只是把擔子從一頭換到另一頭來挑。過去的謬誤依然存在。

  我對完全的頭腦、對既不是東方也不是西方的頭腦感興趣,那就是一個人——一個地球頭腦。用頭腦的一部份來生活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你想用兩個部份生活,你就不得不生活得非常不一致——表面上當然是不一致的。在較深的層面上你將有一種和諧、一種靈性的和諧。

  人在靈性上依然是貧窮的,除非相反的一極也成為他的一部份。這樣他就變得富有了。如果你只是一個藝術家而沒有科學的頭腦,你的藝術就必然是貧窮的。只有當對立面存在的時候,你才會富起來。如果這個房間堶悼u有男人,房間就會缺少點什麼。女人一進來,房間在靈性上就變得豐富了。現在,對立的兩極扶在這堙C整體擴大了。

  頭腦不能固定。如果一個數學家能夠進入藝術的天地,他就會更加富有。如果他的頭腦能夠自由離開他的主要團著人後再回過去,他就是一個比較富有的數學家通過對立面,一種交互繁育發生了。你開始用一種不同的眼光來看待事物。你的全部洞察力都將變得更加富有。

  一個人應該同時擁有宗教的頭腦和科學的訓練,或者科學的頭腦和宗教的訓練。我看這堶惆S有什麼天賦的不可能性。相反,我認為如果頭腦能用從一極移到另一極,它就會變得更有活力。對我來說,靜心意味著一種深入所有方向的能力、一種曆煉所有固有的自由。

  比方說,如果我變得太邏輯了,那麼我就會變得無法理解詩歌。邏輯成為一種困惑。然後當我聽詩歌的時候,我圍繞在那堙A詩歌就顯得十分荒唐。並非因為詩歌是荒唐的,而是因為我對邏輯有一種固執。從邏輯的立場來看,詩歌是荒唐的。另一方面,如果我變得固執於詩歌,那麼我就會開始認為邏輯只是功利主義的東西,它沒有深度。我開始對它封閉起來。

  這種一部份被另一部份否認的事情歷史上一直都在發生。每一個時期、每一個民族、世界上的每一個地區、每一種文化都只選擇一個部份,然後以它為中心塑造出一種人格。這種人格是貧乏的,缺少很多東西。在靈性上,東方沒有富有過,西方也沒有富有過。它們不可能富有。富有來自於對立。來自於內在的驗證。對我來說,東方不足取,西方也不足取。我們必須選擇一種不同的頭腦品質。我說這種品質的意思就是:一個人自己歇下來了,沒有選擇。

  一棵樹在生長。我們可以把它所有的枝條都砍掉,只留下一根,讓樹只住一個方向生長、它將是一棵非常可憐的樹,非常難看,而且最終它必然會陷入深沉的困境,因為一根枝條無法獨自生長;它只能在一群枝條中生長。總有一天,這根枝條將感到自己已經直到了盡頭。現在它不能再生長下去了。對一棵樹來說,真正的生長必須讓它往各個方向生長。只有這樣,樹才是富有的、強壯的 。

  人的靈魂必須像樹一樣地生長往各個方向生長。我們必須停止這種我們不能往對立的方向生長的觀念。事實上,我們只有往對立的方向生長,我們才能生長。直到現在我們總是說一個人必須專業化,一個人必須只住一個特定的方向發展。於是僅發生了那些醜陋的事情。一個人 往一個特定的方向發展然後他開始缺少什麼。他成了一根枝條,而不是一棵樹。甚至這根枝條也是弱不禁風的。

  我們不僅在砍伐頭腦的枝條,我們還在砍伐頭腦的根。我們只允許有一條根和一條樹枝,所以全世界都充滿了饑餓萬分的人;在東方,在西方,在每一個地方。於是那些東方人選擇來到西方,西方人又選擇回東方,因為人總是對他沒有的東西產生興趣。

  因為肉體的需要,東方開始對西方產生興趣。因為靈魂的需要,西方開始對東方產生興趣。然而,即使我們改變位置、改變態度,這種毛病還是老樣子。那不是一個改變位置的問題;那是一個改變整個觀念的問題。

  我們從來沒有接受過一個完整的人。有些地方不按自性。有些地方不接受世俗。有些地方不接受感情。我們從來沒有強壯到足以接受人的每一個方面,沒有譴責,允許人往各個方向發展。你越往對立的方向生長,你的植根就越大,你的財富、你的內在的財富就越多。我們的觀念必須全部改變。我們必須從過去走到未來——而不是從東方走到西方,也不是從一種存在走到另一種存在。

  問題十分艱巨,因為我們的分裂已經很深了;我不能接受自己的憤怒,我不能接受自己的性,我不能接受自己的肉體,我不能完全接受自己——有些東西必須被否認、被拋棄。這是怨恨的、這是壞的、這是有罪的一起必須繼續砍伐多餘的枝條。很快我就不是一棵樹、不是一個活物了。而且我整天築在擔心那些被我鋸掉的枝條還能不能重新長出來、冒出來。我變得害怕每一件事情。疾病產生了:一種悲傷,一種死寂。

  我們一直過著片面的生活,跟生命相比,它直接近於死亡。一個人必須接受人的全部可能性,把他內在的每一樣東西部帶上一個項鏈,同時沒有任何不一致的、矛盾的感覺。如果你不能真實地生氣,你就不能愛。然而直到現在,這卻始終是我們的態度我們始終如一,如果一個人有能力生氣,那麼他的愛就比別人更多。

  可是假設這棵樹長在牆腳下,它的根系就不能發育了,因為牆在那堙C這堵牆或許就是社會、就是它的生存環境。如果樹的旁邊有一 堵牆,它怎麼才能生長呢?

  我們周圍有很多牆。但是那些牆都是由樹造成的,不是由別人造成的。這些樹一直都在支撐這些牆。這些牆的存在完全依靠它們的合作。這些樹一旦不再願意支好這些牆了,它們就會倒下來、瓦解掉。

  我們周圍的這些牆都是我們的創造。因為人類頭腦的這些態度,所以我們創造了這些牆。比如,你教育你的孩子不要發火,你告訴他如果他發火了,他就不是一個有愛心的孩子。於是你在他周圍創造出那些牆,它們告訴他地必須控制他的憤怒,而你卻不知道如果他壓制 他的憤怒,那麼他的愛的能力也將同時遭到毀滅。憤怒和愛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它們是同一棵樹上的兩根枝條。如果你砍掉一根,另一根就會瘦弱下來,因為每一根枝條堶惆I 澱的都是同樣的元氣。

  如果你真想訓練你的孩子,讓他過一種比較好的生活。你就會教育他要真的生氣。你不會說:「不要生氣」你會說:「當你感到生氣的時候,要真的生氣,要徹徹底底地生氣。不要為生氣感到內疚。」與其告訴他不要生氣,還不如訓練地正確地生氣。該生氣的時候、他就應該真的生氣,不該生氣的時候,他就不應該生氣。愛也一樣。該愛的時候,他就應該真的愛;不該愛的時候,他就不應該愛。

  這不是一個在生氣和愛之間進行選擇的問題。問題在正確和錯誤、真實和不真實之間。憤怒必須被表達出來。一個孩子,當他真的生氣的時候,他是很美的——一陣突發的能量和生命的激流。如果你扼殺憤怒,你就是在扼殺生命。他將變得軟弱無力。就他的整個生命來說,他無法活潑起來他將是一具行屍走肉。

  我們不斷地創造各種概念來創造各種圍牆。我們發展各種態度、意識形態來創造各種圍牆。這些圍牆不是別人強加給我們的;它們是我們的創造。我們一旦覺知起來,這些圍牆就會消失。它們的存在是因為我們。

  可是,假設這棵樹、這個人在根本上有障礙呢?這樣他就無法改變了。不是因為他不想改變,而是因為他無法改變。

  障礙不是問題。如果整個社會還活著,我們就能醫治他們。我們可以分析他們,幫助他們。他們必須得到幫助;他們自己什麼也做不了?

  比如,一個妓女的兒子之所以是有障礙的,是因為我們的道德觀念。他對某些他完全沒有責任的事情感到深深的內疚。他怎麼可能阻止他的母親曾經是一個妓女呢?他對此又能怎麼樣呢?然而社會對這個孩子始終另眼相看。他將繼續悔恨自己是一個妓女的兒子,直到我們對性產生一個不同的態度為止。

  因為我們把婚姻弄得很神聖,所以賣淫必然被視為一種罪惡。然而賣淫的存在是因為婚姻的存在。它是整個婚姻系統的一部份。

  就像人的頭腦那樣,永久的關係是不自然的。一個人將無限期地跟同一個人生活在一起,只因為法律要求他這麼做。這不應該是法律。它不應該強迫我:如果我今天愛這個人,我明天也得愛這個人。這不是自然對我的要求。沒有什麼內在的必然性說明天這種愛情還會在那堙C它可能在;也可能不在。你越強迫它在那堙A它就越不可能在那堙C然後賣淫就從後門進來了。除非我們有一個社會允許自由的關係,否則我們不能結束賣淫的現象。

  如果一種關係在繼續,你對它的感覺就會很好;你的自我的感覺就會很好、為了實現你的自我——你是一個忠誠的丈夫或者是一個令人滿意的妻子——妓女必須受到譴責。於是妓女的兒子也必須受到譴責,然後它就變成一種疾病。他的堶惕峖角F一種病態。

  但是這些都是特殊情況。如果某個人在醫療上或者心理上有病,我們就必須幫助他、治療他。然而整個社會並不是這樣。百分之九十九的障礙都是我們創造的;百分之一是例外。這百分之一根本不是問題。如果社會的百分之九十九改變了,那麼百分之一也會受到它的影響。

  我們還無法確定你的生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頭腦的制約。我們了解得越多,我們就越不了解這一點。很多生理疾病的存在或許就是因為你的頭腦。除非一個人的頭腦是自由的,否則他就不能說他的病因一定在肉體上。

  所以,有很多疾病都只是人類的現象。動物不生這些病。跟人類相比,動物更加健康,疾病更少,也沒有那麼醜陋。實在搞不懂為什麼人類就不能更有活力、更加美麗、更加健康。我們經過了一萬年的訓練,這種長期的頭腦的訓練或許就是問題的根源。可是,當你自己也是這種模式的一部份時,你連想都不可能想到這一點。

  有很多生理疾病的存在觀是因為頭腦的缺陷。而且我們還在把每一個人的頭砌在孩子的生命力上,前六年的意義最為深遠。如果你破壞他的頭腦,以後你就很難再去改變它。可是我們還在繼續損壞,而且是好心好意地。心理學越是深入人心,似乎就有越多的家長不知不覺地變成了罪犯,就有越多的老師和教育系統不知不覺地變成了罪犯。他們也曾經受到老一輩的折磨。他們只是在傳遞這種疾病。

  不過現在有了新的可能性。尤其是在西方,人第一次從日用需求中解脫出來。現在我們可以對頭腦試驗一些新的可能性。以前不可能做這些試驗,因為肉體的需求是一副很沉 重的擔子,遠遠沒有得到滿足。但是現在有可能了。我們生活在一次深刻的革命的起點上,人類歷史還從來沒有碰上過這樣的革命。現在,意識的革命是可能的。依據更多的認識和瞭解的工具,我們可以改變。我們 要贏將要很長的時間,但是這種可能性對於我們是存在的。如果我們敢這麼做,如果我們有勇氣,它就可以變成現實。

  整個人類處於生死攸關的當頭。我們不是回到過去,就是走向新的未來。這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問題,也不是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問題。這些問題現在都過時了。新的危機就在身邊。要麼我們不得不決定我們希望擁有一種新的意識,並且為此修行,要麼我們不得不倒退,回到舊的摸式堨h。

  倒退也是可能的。每當出現危機的時候,頭腦總是傾向於倒退。每當你面對無法面對的事情時,你總是倒退。比方說,如果這所房子突然失火了,你馬上就變得像孩子一樣。當房子失火的時候,你需用到更多更多的理智,你的行為需要更多的覺知,你反而倒退成五歲的孩子,然後開始到處亂跑,為自己製造更多的危險。

  令人遺憾的可能是:如果我們試圖創造一個新人類,我們就要面對一個全新的局面——我們可能會倒退。甚至還有一些預言家在宣揚倒退。他們希望過去回來:「黃金時代在過去。回去吧!」但是在我看來,那就是自殺。不管可能多麼艱難困苦,我們都必須進入未來。

  生命必須走向未來。我們必須找到一種新的存在方向,我希望它能夠發生。而西方必須成為它發生的土壤,因為現在的東方只是300年前的西方而已。生計和存活的問題沉重地壓在東方人的肩上,但是西方已經完全沒有這些問題了。

  當西方青年到我這堥茠漁伬唌A我總是發覺他們既可以進步也可以倒退。而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一直都在倒退,他們的行為跟孩子、跟原始人一樣。這不好。他們的反叛是好的,但他們的行為必須像新人類,而不是像原始人。他們必須在自己的內在為一種新的意識創造各種可能性。

  他們卻只是一味地麻醉自己。原始人的頭腦總是被藥物迷住、被藥物催眠。如果那些拋棄西方社會的人開始表現得像原始人一樣,那就不是一種反叛,而是一種反應、一種倒退。他們的行為必須像新人類。他們必須向著一種新的、全然的、全面的意識前進,接受人的所有不一致的可能性。

  動物和人的區別就在於:動物的可能性是固定的,而人的可能性是無限的。但是它們只是可能性而已。人可以成長,但是這種成長必須得到幫助。我們必須在全世界開設這種能夠幫助成長的中心。

  頭腦必須接受邏輯的、理性的訓練,但它同時也必須接受非理性的、無理性的訓練。理性必須接受訓練,同時感情也必須接受訓練。理性的訓練不應該以感情為代價。懷疑必須在那堙B信任也必須在那堙C

  沒有任何懷疑的信任是容易的,沒有任何信任的懷疑也是容易的。但是這些簡單的路現在不管用了。現在我們必須創造一種健康的懷疑、一種持久的懷疑,懷疑的頭腦和信任的頭腦必須同時並存。我們的內在(innerbeing)必須能夠從一端到另一端。從懷疑移到信任,然後再移回去。在客體的研究上,一個人必須是懷疑的、小心的、謹慎的。但是在此與相連的另一個向度上,信任提示你不要懷疑。兩者都是需要的。

  總是在於怎樣同時創造相反的兩極。這就是我所關心的。我會不斷地創造懷疑,又會不斷地創造信任。。我看不出這堶惘野籉韝悒耵漸椄煄B因為對我來說,重要的是運動,從一極來到另一極。

  我們越是固定在一個極端上,它就變得越困難。比如,在西方,你養成了劇烈活動的習慣。然而你總是睡不好。當你開始睡覺的時候,頭腦需要從活躍的狀態進入不活躍的狀態,但是它做不到。你在床上翻來複去;頭腦已經興奮不已、為了睡覺,你不得不吃安眠藥。但是強制性的睡眠不可能讓你得到很好的休息;它只是表面的休息。在深處,這些騷亂還在繼續。你的睡眠變成了一場噩夢。

  東方的情況正好相反。東方人可以睡得很好,但是他們活躍不起來。即使在早晨,東方人的頭腦也覺得懶洋洋的,想睡覺。千百年來,他們一直過得很好,除此以外什麼也沒有幹過,而你們睡得很多,但是你們產生了不安、不自在。因為這種不自在,你們所做的一切真是白費功夫。你們連覺也睡不著!

  所以我強調既要訓練頭腦活躍、也要訓練頭腦不活躍,最重要的是,要讓頭腦學會運動——這樣你就能夠在兩極之間來回運動。你可以訓練頭腦從一極移到另一極。在任何活躍的狀態中,我都能馬上進入不活躍的狀態。我可以跟你們談上幾個小時,我也可以馬上停止談話,進入深深的、內在的寧亂。除非你的內在也產生這種可能性,否則你的成長就會受到阻礙。

  未來必須允許內在的兩極之間存在一種雙面的和諧。除非兩極之間產生這種運動,否則人的深度就結束了。你無法繼續前進。東方已經疲憊不堪了,西方也已經疲憊不堪了。你們可以交換兩者的觀念,但是以後,兩百年之內,同樣的問題又會出現。如果你們只是彼此交換態度,那麼你們就開始進入一個迴圈。

 

  如果每一樣東西都必須被接受的話,一個人怎麼才能知道生活中什麼是他應該追求的正確目標呢?

  追求目標本身就是理性過程的一部份。未來因為理性而存在。這就是為什麼動物既沒有未來也沒有目標的原因。它們生活,但是沒有目標。理性創造理想;它創造目標;它創造未來。真正的問題不在於什麼是正確的目標。真正的問題在於是否要有目標。

  新一代人在詢問是否要有目標。你一有目標,你就開始脫離生命。你開始根據你的目標來塑造生命。跟未來相比,現在沒有很大的意義。它必須被塑造、必須與未來協調。

  一個指向目標的頭腦是理性的,而一個指向生命的頭腦是非理性的。所以,這不是一個怎樣擁有正確目標的問題。問題在於怎麼才能使理性不再是頭腦的唯一現象。

  理性必須有目標;沒有它們,它就無法存在。但是這不應該成為獨裁的;它不應該是唯一生長的枝條。理性必須存在,它是必須的,但是人的頭腦還有一個空的部份,它不能有目標,它只能像動物、像孩子一樣存在。它只能存在於此時此地。這個空的部份,這個非理性的部份,會體驗到生命的、愛的、藝術的深層領域。它不需要進入未來,所以它能夠深深地進入此時此地。理性必須得到發展,但是這一部份也必須同時得到發展。

  曾經有不少科學家有很深的宗教人格。這可以通過兩種方式發生。它也許是一種深深的和諧,也許只是關閉一個缺口、再打開另一個缺口沒有一點和諧。我可以是一個科學家,然後我可以離開我的科學世界,到教堂堨h祈禱。僅這樣的話,這個科學家就不是在祈禱。這不真正的和諧;這是深深的分裂。科學家和祈禱者之間沒有內在的對話。科學家根本沒有到教堂堨h。當這個人回到實驗室的時候,祈禱者就沒有了。兩者之間有一種深深的分裂;他們沒有在一起。在這樣一個人的身上,你發現的是分裂,而不是和諧。他會講出讓自己感到內疚的話、他會發表一個科學家的聲明。完全違背地作為祈禱者的頭腦。

  所以,有很多科學家出過著精神分裂的生活。他們的一部份是這種東西,另一部份又是另一種東西。這不是我所說的和諧的意思。我所說的和諧的意思是:你能夠從一極移到另一極,同時任何一部份 都不關閉。這樣科學會合祈禱,而宗教的人就會去實驗室。沒有分裂,沒有鬥爭。

  要不妨,你就會變成兩個人。通常情況下,我們是很多人;我們有很多人格。我們認同某一個、然後我們又改換裝備,變成了另一個。這種裝備的改換不是和諧。它會在你的存在中引起很深的緊張。你這麼多人格 待在一起不可能感到自在。只有當我們有了一種觀念,認為人天生就是一個整體——不再拒絕對立面,我們才會擁有不分裂的意識,才有能力移到相反的一極。

  懷疑是科學家的工作的一部份。信任也是它的一部份。它們是從西方來看同一個事物的不同的向度。所以,一個科學家可以在實驗室堶惇餖哄F這沒有什麼不對。懷疑是他的工作的一部份、是他的工作的工具,信任也一樣。不存在天然的分裂。當一個人能夠輕鬆自如地從一極移向另一極了,他甚至感覺不到這種運動。你在運動,但是你感覺不到這種運動。只有在碰到什麼障礙的時候,你才會感覺到運動。如果那埵酗@種深深的和諧。你就不會感覺到任何運動。

  還有一點:當我說「東方」和「西方」的時候,我的意思不是說西方從來沒有東方的頭腦。或者東方從來沒有西方的頭腦。我談論的是主流。什麼時候我們應該寫一部世界史,不從地理上劃分世界,而從心理上劃分世界。在它堶情A東方將會擁有很多來自西方的面孔,西方也會擁有很多來自東方的面孔。

  所以,我的意思不是說西方不是兩種傾向都有。我的意思是說西方主要傾向於理性成長,甚至宗教也是如此。這就是為什麼基督教信仰曾經那麼佔據優勢的原因。

  耶穌是一個非理性的人,但是聖保羅卻有一個非常科學的頭腦,一個非常理性的頭腦。基督教屬於聖保羅,而不屬於耶穌、在這麼一個沒有規矩的人的身邊不可能形成這麼大的一個組織。這是不可能的。耶穌是東方人,而聖保羅不是。

  科學和基督教信仰之間一直存在著糾紛。兩者都是理性的。兩者都試圖把宗教現象合理化。基督教信仰必然要被打敗,因為宗教現象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就宗教而言,理性也沒有作用。所以基督教信仰必然要被打敗,而科學必然會勝利。

  在東方、科學和宗教之間從來沒有衝突、因為宗教不需要理會世界的任何東西。兩者不屬於同一個範疇;所以它們之間沒有戰爭。

 

  宗教怎麼會變成理性的呢?

  這是因為宗教本身,每當宗教必須系統化的時候,都會發生這種現象。一個佛陀或者一個耶穌並不追求任何理想。他們過著自然的生活;他按照自己的方式成長。他們長得像野生的樹一樣,然後這些野生的樹就成了追隨者們的理想。這些追隨者開始創造各種公式;偏愛,真理和理想。

  宗教有兩個部份。一個部份是具有很深的宗教人格的人,他們是自然的,另一部份是根據理想創造宗教信條、教義、規範的追訪者。然後教徒就有了一個理想——一個人必須像佛陀一樣一——壓抑也就產生了。你必須以種種方式破壞自己,因為只有這樣,你才能成為那個理想。你必須變成一個仿製品。

  在我看來,這就是犯罪。一個宗教的人格是美麗的,但是一個宗教的信條又是理性的產物。它只是理性在碰到非理性時所發生的現象。

 

  難道佛陀沒有理性的頭腦嗎?

  他是非常理性的,但是他也有非常不理性的間隙。他對非理性也是很自在的。我們關於佛院的概念並非真的就是佛陀的,它們只是在佛陀以後出現的傳統。佛陀完全是另一回事情。

  因為我們只能這麼做,所以我們不得不通過初教來達到佛陀。他們已經創造了兩千年的傳統,他們已經把佛院大大地理性化了。他不是這樣的。如果你深入存在的話,你就無法存在。很多次你不得不是非理性的--而佛陀正是這樣!但是要了解這一點,我們就必須把整個傳統放在一邊,直接迎向佛陀。這是非常困難的,但是它可以發生。

  如果我現在對一個理性的人說話,他就會不知不覺地丟棄所有非理性的內容。但是如果我現在對一個詩人說話,同樣的句子、同樣的話就會有不同的含義。一個理性的人無法看到這些話的詩意。他只能看邏輯、看論證。詩人以另一種方式看到這些話。這些話有一種色彩、一種詩意,它跟論證毫無關係。

  所以,佛陀的形象是因看他的人而異的。佛陀出現在印度的時候,整個國家所有的非理性事物--吠陀經典、(奧義書),整個神秘主義--切經歷著一場危機。這場運動聲勢浩大,尤其是在佛陀居住的比哈爾邦邦。

  佛陀是極有魅力的、催眠的。他給當時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他們對佛陀解釋必然是理性的。如果佛陀活在另一個年代,在世界上一個不反對神秘主義的地方,他就會被人看作一個偉大的神秘家,而不是一個理智的人。人們所認識的形象屬於特定的歷史時期。

  依我看,佛陀並非主要是理性的。整個涅槃的概念就是奧秘的。他甚至比奧義書還要奧秘,因為奧義書無論它們看起來多麼奧秘,它們都有自己的合理性。它們談論靈魂的轉世。佛陀則談論沒有靈魂的轉世。這比前者更加奧秘。奧義書談論解放,但是你還在那堙C要不然,整個事情就會變得非常荒唐。如果我不能在那個存在的終極狀態堙A那麼社個努力都是無用的、不合邏輯的。佛陀則說:要努力--而作將不在那堙C它將只是空無。這種觀念更加奧秘。

 

  當你談論倒退的人時,你說倒退的意思是不是在社會創造的、社會可以接受的某個形象進行比較。

  不是一個形象。是不同的東西。當我說他們的行為像孩子的時候,我的意思是說他們不在成長。他們在倒退,在後退。我沒有說他們應該向任何形象看齊。我有成長的概念,沒有被追隨的形象。我一點也不希望人們都接著一個特定的形象改變自己。我只是在說:他們在往過去倒退,他們沒有向未來成長。我沒有任何希望該怎麼成長的概念--但是它必須成長;它不能倒退。這是一個是成長還是倒退的問題,不是任何形象的問題。

  其次,當我說他們正在倒退的時候我的意思是他們正在對一個過份理性的社會做出反應。他們的反應走到另一個極端去了。它的錯誤是相同的。理性必須被吸收,而不是被丟在外面。如果你把它丟在外面,你就犯了跟你把非理性丟在外面一樣的錯誤。

  維多利亞時代曾經產生過一種人,他純粹是一個表面、一個面具。他的堶惆S有活的存在。他是一個行為模式、一個禮儀模式--他比較像一張臉,而不太像一個人。這是有可能的,因為我們只選擇理性作為每一件事物的標準。非理性的、沒有規矩的、混亂的,都被推到一邊,都被壓制起來。現在沒有規矩的一邊開始反抗了,它可以做兩件事情:它可以破壞,也可以創造。

  如果它破壞,那麼它就會倒退。那麼它就會以同樣的方式進行反抗一一否認。它將否認理性的部份。然後你就變得像孩子一樣:不成熟。你倒退了。

  如果沒有規矩的一邊是創造性的,它就不可能犯同樣的錯誤。它必須把理性和非理性一起吸收過來。這樣他的整個存在就會成長。否定非理性的人和否定理性的人兩者都不在成長。

  除非完全的成長,否則你不可能成長。我在談論成長。關於一個人必須長成什麼,我沒有任何形象。

 

  西方頭腦的很多問題是不是基督教的「罪與罰」的結果?

  是的,那是必然的。罪的概念可以在它的周圍產生極為不同的意識。東方人的頭腦沒有這個概念。相反,它以無知的概念來代替它。在東方人的意識堶情A一切邪惡的根源都是無知,而不是罪。邪惡之所以在那堙A是因為你的無知。所以,間題不在於內疚,而在於訓練。你必須變得更加覺知、更有洞察力。在東方,知識就是轉化--而靜心就是那種轉化的工具。

  在基督教堙A罪變成了中心。它不只是你的罪。它是人類的原罪。你背著一個罪的概念。這就會引起內疚和緊張。所以,基督教不可能真正發展起靜心的方法。它只發展了祈禱。你能怎麼討伐罪呢?你可以遵守道德並且經常祈禱。

  東方的問題跟西方的不一樣。對西方人來說,內疚是他的問題。他們感到深深的內疚。甚至那些已經反叛的人也感到內疚。這是一個心理學的問題,它跟頭腦的關係比較大,跟他的存在沒有多少關係。

  他們首先必須釋放他們的內疚。這就是為什麼西方必須發展精神分析和懺悔的原因。東方沒有發展這些東西,因為沒有人需要它們。在西方你必須懺悔。只有這樣,你才能從深深的內疚中解脫出來。或者你必須接受精神分析,把你的內疚扔出去。但是它從來不會被長久地扔出去,因為罪的概念依然存在。內疚還會重新積累起來。所以精神分析和懺悔只能是一種暫時的幫助。你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懺悔。它們只能暫時幫助你抵擋某些已經被你接受的東西。疾病的根源--罪的概念--已經被你接受了。

  在東方,這不是一個心理學的問題這是一個存在的問題。這不是一個精神健康的問題。相反,它是靈性成長的問題。你必須在靈性上成長,必須對事物更加覺知。你不一定要改變你的行為,但是必須改變你的意識。然後行為也會隨之改變。

  基督教更關心你的行為。而行為只是週邊的。問題不在於你做什麼;問題在於你是什麼。即使你不斷地改變你的所做所為,你也沒有真正改變過任何東西。你還是老樣子。你在表面上可能是一個聖人,但是你的內在還是老樣子。

  那些西方人的問題就是因為他們對自己的行為感到內疚。我不得不跟他們作鬥爭,只是為了讓他們覺知到他們的更深的問題——自身存在的問題,而不是精神的問題。佛教和耆那教也造成內疚。不是這種內疚,而是另外一種內疚。耆那教徒沒有基督教徒所感覺到的內疚,因為他們沒有罪的問題,但是他們有一種深深的感覺一個人除非超越某些事物,否則就是劣等的。

  耆那教徒也沒有設計過任何靜心的方法。他們只設計了各種不同的規矩:要做那個。要做那個。不要做這個--整個概念都圍繞著行為這個中心,但是就他的記憶體在而言,他是非常可憐的。

  佛教不是死氣沉沉的,因為它的著重點不同。佛教的道德部份只是靜心部份的延續。如果行為必須改變,它也只是為了幫助靜心。在基督教和耆那教中,它本身就是有意義的。如果你做好事,你就是好的。對於佛教則不是這麼回事。你必須從內在被超越。做好事可以幫助你,它可以成為一部份,但靜心是中心。

  所以在三者當中,只有佛教發展了靜心。佛教的其他教義都只是一種推動——沒有什麼意義。你甚至可以撒開它不管。如果你無需其他幫助就能夠靜心,那麼你就可以拋棄其餘的部份。

  而印度教甚至還要深一些。所以印度教能夠在這麼多的向上發展,就像譚崔一樣。甚至你所說的罪也能夠被譚崔利用。印度教,在某種意義上,是非常健康的,但它不可能被系統化。